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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周刊纳西族医药文化精神与哲学智慧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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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西族医药文化精神与哲学智慧

李群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纳西族医药是中华医药学中具有边地民族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蕴含有深厚的哲学智慧、人文精神与当代价值,值得深入发掘、整理、研究和传承、弘扬。一、同疾病拼搏抗争的担当奉献精神纳西族传统医药源远流长,内涵深厚。从世界记忆遗产东巴古籍文献中记载有纳西族医药起源的《崇仁潘迪寻药》等经典,到明清时期形成的纳西族药物学专著《玉龙本草》,无不凝聚着纳西族先民与疾病进行坚决斗争的担当奉献精神与实践。东巴经典《崇仁潘迪寻药》是这样记录的:当人间还不懂得用草药治疗疾病的远古时期,由于魔*作恶,人间遭受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瘟疫之灾,许多人在这场瘟疫中死亡了,其中包括崇仁潘迪的父母,而且染上瘟病的人越来越多。面对瘟疫在人间肆意横行的大灾难,崇仁潘迪勇敢地承担起寻找灵药,同疾病拼搏抗争的历史使命,前往遥远的“大水西边”寻找治病灵药,一路上崇仁潘迪战胜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终于来到了长有治病灵药的“饶乌都知阁”“冒米巴拉山”。但是,这里的“药泉绿茵茵,*泉也是绿茵茵;药花金灿灿,*花也是金灿灿”。药泉药花与*草*水同在,难以辨识哪些为良药、哪些是*药。于是,崇仁潘迪便躲在树丛中仔细观察野生动物喝水与吃草的情况,终于从野猪喝水、*吃草的过程中发现了治病的药水药草与有*的*水*草。崇仁潘迪于是带上灵药神水飞身上马,心急如焚直奔回乡治病之路。然而,祸害人间的魔*并不甘心失败,就在崇仁潘迪回家的半道上设伏作法,把急着赶路的崇仁潘迪从马背上跌落下来,让艰辛寻来的灵药神水全部撒泼在地上并化入土中,使崇仁潘迪无法把灵药从地上拾起来。然而,上天有好生之德:那些已洒落入地的灵药神水,却“化成了满山遍岭的神奇草药”和流淌的药泉。从此,人间就有了能治病的各种中草药。崇仁潘迪因此被称为纳西族的医药始祖,是纳西族勇于同疾病抗争的民族英雄,也是纳西族医药担当奉献精神的开创者。《白蝙蝠取经记》的记录则是:崇仁利恩与衬红褒白都得了寒热疾病,多日高烧不退,不知该用什么方法治疗。大家经过反复商量,决定派使者前往“女神盘祖萨美”处求取用于治疗的经书,希望能获得可以救治人间百病经文。历经千辛万苦、种种磨难之后,白蝙蝠终于求得经书回到人间。崇仁利恩和衬红褒白的病也好了,人间百病得治保平安。《白蝙蝠取经记》中同样塑造了一个虽然“翅小力弱”,但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机智勇敢和担当奉献、不畏艰难险阻的精神,不辱使命求得真经造福人间的高大形象,白蝙蝠身上同样表现了与疾病抗争的精神与智慧。应该说,东巴经典中记载有大量有关医药、疾病、治疗等方面内容,包括有纳西族最古老的流行病学思想以及最古老的辩证相生相克理论;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等众多药物及特性的论述;防治男科、妇科、儿科等诸多疾病,防治流感、霍乱、风湿、药物中*、食物中*、蛇虫蜂咬蜇伤等治疗方法及处方,包括菖蒲治腹痛、鹿茸治风湿、蜂房治肺病、苦楝子治疳积、海螺治头痛等处方,拔火罐、草药熏鼻、火草点穴等疗法;还有防治猪瘟、牛瘟等兽医药知识及治疗方法等。东巴经典《称恩说律》中就记载有上百种药方,在《创世纪》(《崇搬图》)中也记载有灸艾、放血、扎缝3种治疗撞伤的方法。东巴经典也是纳西族医药最早最重要的载体。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东巴也是纳西族古代社会名副其实的郎中(医生),是纳西族传统医学最主要的传承人。东巴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为民众治病,东巴治病的方法,往往是法事活动与药物治疗相结合,也就是说精神治疗与药物治疗相结合。一个合格的东巴不仅要能做法事,还必须掌握较好的医药知识和技能,能为民众治病。明、清时期,纳西族医药进入了一个发展新阶段——传统东巴医药与中原医药相结合的发展时期。而《玉龙本草》是体现这一时期与时俱进同疾病抗争精神的集中代表。《玉龙本草》是一本收录有多种纳西族地区中草药及众多药方的医药专著,一本历经年、18代传人接力浇灌的民族药物学专著,一本边地少数民族医学与中原医学相结合的经典名著,是纳西族传统东巴医药与中原医药交融发展的重大成果,在中华民族医药学领域具有独特的重要地位。“本草”为“中药”古称,因古代诸药中草类最多,故中国古代的中药文献多称为“本草”。比如,东汉末年的《神农本草经》,南北朝时期的《本草经集注》,唐代的《新修本草》(唐本草),五代时期的《蜀本草》,宋代的《本草图经》,元代的《汤义本草》,明代正统元年的《滇南本草》、万历年间的《本草纲目》,清代的《本草备要》,民国时期的《本草正义》等等。其中,成书于年的《滇南本草》是云南历史上第一部中草药专著(比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还早年),书中收录有草药种。《玉龙本草》是云南历史上第二部中草药专著,收录有草药多种。《玉龙本草》的创作始于明代。据丽江古城“绍恒堂”和氏家谱家训及有关口头流传,“绍恒堂”创始人阿普井日,出身于一个纳西族东巴医药世家,自幼随家父上山采药,下乡行医,成为明代丽江远近闻名的医生。他把自己进山采药、行医治病实践中总结、验证的各种草药的形状、药性、功用、配方、调剂、服法及产地、采挖季节、加工方法、临床实践经验加以总结整理,并用纳西东巴象形文字记录下来。同时,将一些草药制成实物标本,一并传之后人。应该说,阿普井日是《玉龙本草》最早的创作者。其后人在丽江古城文治村开设“绍恒堂”行医治病的实践中,不断进行增补和完善并认真记录(“改土归流”之后,改用汉文记录整理)。并由“绍恒堂”传人和箴(字介山,生卒于清道光至同治年间)集10多代先祖数百年之心血以及自己长期的临床实践经验,并结合明清时期传入丽江的中原医药理论及知识,终于编成《玉龙本草》一书,内中记载有多种药物及众多药方。清咸、同年间“滇西之乱”时,《玉龙本草》的一些珍贵的医药资料散失。后来,“绍恒堂”传人又重新整理,制作标本,至光绪年间《玉龙本草》基本恢复旧观。到民国时期,在我国著名植物学家秦仁昌的帮助下,运用现代植物学知识对《玉龙本草》进行重新分类、鉴定、命名并规范制作标本,仍收入药物多种,其中有实物标本种。20世纪50年代初,这部珍贵的民族医药专著曾一度下落不明,《玉龙本草》的副本《玉龙本草原植株标本》也大部散失。年秋,云南省卫生厅药检所所长曾育麟在丽江发现了《玉龙本草》副本部分散页,经过2年多的寻找整理,《玉龙本草标本图影》一书于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入的药物标本有种。改革开放以来,丽江古城“绍恒堂”第18代传人和德绍先生继承先辈遗风,对《玉龙本草》进一步整理补充和完善,并于年分上下两册出版问世,不久又修订再版。《玉龙本草》集中体现了纳西族医药与时俱进、矢志不移与疾病抗争的精神和智慧。特别需要一提的是,《玉龙本草》也是纳西族医药在开放中发展的典范,是不断学习借鉴中原医学理论及技术(包括向明代迁到丽江古城的杨氏等内地名医世家学习中原医药学),不断得到汉族学者无私帮助(如秦仁昌、曾育麟等国内著名专家的无私指导帮助)的结果。传承弘扬纳西族优秀医药文化,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学习外来,展望未来,是《玉龙本草》的又一重要启示。二、“道法自然”与“有医无类”的哲学智慧纳西族传统医药中蕴含的“道法自然”、以自然为师的哲学智慧同样表现突出。比如,崇仁潘迪通过观察野生动物来认识药性的智慧;纳西族医药不仅服务人类,同时也要为“署类”(自然万物)服务,通过为“署类”行医治病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与行动,充分反映了纳西族医药独树一帜的哲学智慧。炎帝与*帝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其中,炎帝是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因教民耕种粮食而尊称为“神农氏”,又因“神农尝百草”治病救人,养民兴邦,而尊称为中华医药之祖。传说神农有一个透明的水晶肚子,尝百草时能看清吃进肚中百草的药性反应,从而发现能治病的草药。神农尝百草时,一般有*的植物难以让其中*。可是,有一次神农尝了有剧*的“尝断肠”之后,肠子迅速断裂、腐烂而身亡。《淮南子》中也有“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等记载。可以说“神农尝百草”的故事流传久远,在边远的纳西族地区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而纳西族东巴经典中“崇仁潘迪寻药”的传说,与汉文化中“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一样,都体现了中华民族与疾病斗争的担当奉献精神。所不同的是,崇仁潘迪是通过观察动物来认识草药性能,而神农是“亲尝百草”以识草药性能。神农尝百草的牺牲精神和崇仁潘迪以动物为师的智慧,都反映了中华医学的敬业精神和道法自然的智慧,都是中华医学的宝贵财富。“有医无类”同样体现了纳西族医学深邃的哲学智慧。类似于孔子所说的“有教无类”(施行教育要不分贵贱贤愚,不分地区族类),据纳西族东巴经典中讲的故事,纳西族行医治病的对象是人与自然万物,不分人类与“署类”(东巴文化把自然万物称为“署类”),不分贵贱贤愚,不仅要为人类患者治病,也要为自然界患者治病;既要给朋友治病,也要给敌方治病。通过为“署类”行医治病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不仅体现了纳西族医药大爱无疆的视野与博爱,也体现了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的大智慧。在东巴经典《鹏龙争斗》(《休曲苏埃》)中称,人类与“署”(自然神)结仇打完官司后,人类又找来各种药方,替“署”(龙王、山神)治病,很快治好了“署”所患的头痛、眼疼、牙痛、舌痛、肋痛、胃痛等疾病,结果是“龙王也欢喜,山神也高兴”,人与自然皆大喜欢。有的东巴经典中说人类因为伤害自然遭到“署”的报复,后来人类通过积极替野生动物治病、劝和等行动,而获得了“署”的谅解,解除了对人类的报复行动。在纳西族社区,每年都要进行的“署古”活动中,也有为“署”治病的内容。纳西族医药中蕴含的哲学智慧,与纳西族关于人与自然是“同父异母兄弟”,人类要善待自然,向自然学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传统一脉相承。三、“边塞华陀”与以德为先的医德医风为药济天、仁心仁术、敬业奉献、治病救人始终是纳西族行医者自觉践行的良好医德医风,是纳西族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诸葛亮语)体现了古人为药济天的思想,是对良医的高度评价和肯定。纳西族医药文化源远流长,堪称“仁心仁术”的良医层出不穷。杨辉(年—年),丽江古城杨氏医药世家的始祖,原籍湖南武陵,其家世代从医,医院太医。“靖难之役”后辗转来到云南,受丽江木氏土司(木土)邀请到丽江行医,并娶木氏女为妻,遂落籍丽江,世代从医,史称“指应如神,全活甚众,远迩闻其名,延请无虚日,屡著奇验”,以精良的医术与良好的医德医风被称为“边塞华陀”。清代,杨氏后人秉承先祖遗风,不论是为医、为官、为学都以德为先。比如,据《眉山县志》记载,杨庆远(年—年)任四川眉州州判、眉州水利府(四品)时,当地曾发生“大疫”,他运用祖传医药为民众治病,“携药囊问疫,历数月不倦,所活甚众。”民众特送“济众”匾额及“万民伞”,并立有功德碑。“绍恒堂”传人同样以高尚的医德医风闻名乡里。“绍恒堂”传人,均自幼继祖学医,勤奋好学,医理精深,广为收集民间单方,不仅医术精良,而且医德高尚,不论富贵贫贱,有求必应。如果遇到贫苦的患者付不起药费时,不仅不收药费,反而给患者赠送钱物,有时把资助的银子悄悄放进药袋子内,告知回家后要仔细检查药袋,以便发现内中银子取出后再煎药。有些无钱付费的农民常会背着一背柴来充抵药资,“绍恒堂”传人也会热情给予治疗,然后让其把柴背回去,或到街上卖了回家,有时也会由“绍恒堂”收下照价付款。《丽江府志》等志书对此多有记载。比如,绍恒堂“尤长于伤寒,人有延治不责报,遇贫者,以银置药内,令自检之,靡不感其阴德”“善治伤寒,余症亦著奇效,不计药赀,急于视病,能不负古人为药济天之义”“无论富贵贫贱,有求必应,有馈必辞”。清代丽江府、县官对其敬业奉献高尚医德医风也多有表彰,其中包括雍正六年(年)丽江知府冯光裕等题赠绍恒堂匾额“儒行仁术”,以及此后流官送的“三世儒医”“仁心仁术”等匾额;“继先贤志而法岐*,无论富贵贫贱,有求必应,有馈必辞”;“家传医学,施药济人”等辞。以儒医世家、医读之家著称的纳西族医药之家还有很多,如丽江古城“志远堂”药房、“寿世堂”诊所、束河“寿元丰”药号等。“儒医”“医读”之家名副其实,参加过辛亥革命云南“重九起义”的著名爱国将领习自强、习自诚就是出自“志远堂”儒医世家,对丽江文化教育有重要贡献的和志敏、和志钧、和志坚则出自“寿元丰”医读之家。新中国成立后,纳西族传统的医德医风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纳西族第一个女共产*员白菊英(在昆明入*),上世纪50年代初回到村里当任乡村接生员,积极推广新法接生,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务,深得村民爱戴。上世纪50年代,纳西族学子和光祖、和即忠分别在前苏联莫斯科第二医学院、喀山医学院与哈尔科夫医学院留学。毕业回国后,和光祖在西安医科大学任教,曾荣获国家卫生部医药卫生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即忠在我国核武医院院长等职,为发展大国利器作贡献。上海第二*医大学教授年镇威(古城人)对消化内科系统疾病特别是胃癌治疗作出重要贡献。他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扬了纳西族医药的优良传统。称为“玉龙山神医”“布衣大使”的丽江“玉龙雪山本草诊所”创办者和士秀,是改革开放以来传承弘扬纳西族医药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他对求医问病者只谈治病,不谈钱,患者付多少就是多少,对经济困难的患者还会给予资助。不仅为本土患者服务,也为国内外广大患者服务,其中,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多万名患者前来求医问病,治好了不少人疑难病症,全球数以百计媒体用多种文字和语言报道过他的故事。他用玉龙山丰富独特的医药资源和精良的医术医道和仁爱之心,架设了一座纳西族与世界交流交往的友谊之桥。纳西族医药文化充分体现了“仁心仁术”的中华传统医德医风。时下,一些地方常出现对急需抢救的患者采取“如不先交钱就不抢救”,或者是理直气壮医院门外等现象。纳西族传统医德医风具有的当代价值显而易见,特别是不断提高自身的医术医道水平,增强救死扶伤、施药济人的能力;坚持良好的医德医风,传承弘扬“不计药赀,急于视病”“无论富贵贫贱,有求必应,有馈必辞”的优良传统,值得深入发掘整理,发扬光大。与时俱进大力开发纳西族医药资源是时代赋予当代丽江人的新使命。抓住国家发展大健康产业的机遇,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全面摸清家底,做好顶层设计,加强“申遗”等工作,是一项无愧先祖,造福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

编辑:白浩

校对:和文圣周寿荣

二审:和继贤

终审:张赛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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